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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之后

 
 
 

日志

 
 

黄兴其人——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之三  

2011-10-04 23:31:08|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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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兴其人——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之三 - 老孔 - 儒家之后

                                                                                   黄兴像
黄兴其人——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之三
     
       黄兴是伟大的辛亥革命先驱、国民党三元老之一(另两位是孙中山和宋教仁,孙中山与黄兴为建立中华民国的两位最高元勋,常常以“孙黄”并称,清末的重要革命团体和革命活动,多为两人所谋划组织。)今天我们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不能忘了这位推翻清朝统治、开创中华民国的开国元勋。
       我收集了网上的有关资料整理了如下黄兴生平:
       黄兴(1874年10月25日-1916年10月31日),原名轸,字廑午,改名兴,字克强,署名竞武、庆午。革命时期曾用化名李有庆、张守正、冈本、今村长藏。湖南省长沙府善化县高塘乡(今长沙县黄兴镇凉塘)人。中华民国开国元勋;辛亥革命时期,时人多称其为黄克强。
       1874年,黄兴诞生在长沙市郊的一个地主家庭,父亲黄筱村是晚清秀才。黄兴幼年时思想受湖南的明末大儒王夫之的影响很深。
       1898年,受时任湖广总督张之洞推荐,入武昌两湖书院读书,开始同情维新运动、认同变法主张。
       1902年,于两湖书院毕业后,被派赴日本留学,入东京弘文学院师范科学习。抵达日本后不久,即和杨笃生等创办了《游学译编》,并组织“湖南编辑社”,介绍西方的文化科学。
       1903年,沙俄侵华加剧,引发留日学生掀起拒俄运动。黄兴义愤之下组织拒俄义勇队和军国民教育会。5月,于弘文学院毕业后,黄兴回到上海,途经武昌时,黄兴返回母校两湖书院发表演说,武昌知府兼院长梁鼎芬奉上令将黄兴驱逐出湖北省境。黄兴于是将随身所携带的四千余册《革命军》和《猛回头》分发给军学各界,然后登轮返湘。旋即在长沙明德学堂创办了“东文讲习所”的日语学校,并翻印了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等大量革命人士的书籍。
      1903年11月4日,他以其三十寿辰(虚岁)为由,邀集刘揆一、章士钊、宋教仁、周震鳞、胡瑛、张继等十二人,在坡子街附近的保甲巷彭渊恂宅集会,以兴办矿业为名成立华兴公司。次年2月15日,华兴会在长沙龙璋的西园寓所正式成立,他被公推为会长,以“驱逐鞑虏,复兴中华”为革命志业口号。随后约半年时间,华兴会大力招募会员,并在外地设立分会,同时联络其他同性质的组织,议定于农历十月十日慈禧太后70岁生日大宴时在长沙起义。不久,黄兴变卖长沙的祖屋和农田筹集革命资金,并在长沙小吴门正街创办东文讲习所作为活动据点。
      1904年10月24日,由于起义的风声走漏,清朝官府派兵查封了华兴会,起义未发动即失败。黄兴从长沙转移到上海,再逃往日本。次年黄兴再次回国策划起义,失败后再次折回日本。
      1905年7月,他在日本结识刚到日本的孙中山,并力主孙中山筹组中国同盟会。8月20日孙中山所建立的兴中会与黄兴所建立的华兴会等团体,在日本东京合并成立了中国同盟会。在同盟会成立会上,黄兴提议:“公推孙中山先生为本会总理,不必经选举手续”,孙中山被推为总理。黄兴任同盟会庶务,成为同盟会中仅次于孙中山的领袖,之后主要发展革命分子、组织武装起义。
      1906年,在讨论中华民国国旗时,孙中山主张青天白日旗。黄兴主张用井字旗,认为青天白日旗旗的形式不美,并认为与日本太阳旗相近,有日本并华之嫌。双方争执不下,孙中山坚持己见,黄兴力争不得,甚至大怒,誓言要脱离同盟会籍。章太炎、刘揆一则从中调解,暂时搁置议案。这是辛亥革命以前孙、黄最大的一次分歧。1927年,率领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的蒋中正,在南京组织国民政府时,依孙中山生前遗愿,把国旗更改为青天白日满地红旗。这是后话。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光复会的章太炎、陶成章等人以潮州起义失败为由,要求罢免孙中山的总理职务,另举黄兴担任,黄兴推辞。最终光复会退出中国同盟会。同年夏,到越南河内,与孙中山一起策划在南方起义。9月时黄兴先后发动并指挥了钦州、防州起义;12月发动镇南关起义。
      1908年3月,黄兴等人由安南再次进入广西,率领200余人在钦州、廉州、上思起义,与2万清军周旋月余,并激战数十回,大破清军。后弹尽粮绝,退回河内。之后他又发动云南河口等起义,都遭失败。
      宣统元年(1909年)秋,陶成章等起草《孙文罪状》,再次对孙中山发难,要求改选同盟会总理。黄兴极力进行抵制。黄兴在给孙中山的信中,表达了“陶等虽悍,弟当以身力拒之”的态度。在辛亥革命以前的几次“倒孙”风波中,黄兴素以“成事不必在我”的信念,坚定地拒绝名利的诱惑,其大公无私和忍让顾全的态度,赢得了多数民国元老乃至于后世人的敬重。同年,受孙中山之托,在香港成立同盟会南方支部,策划于次年春在广州新军中发动起义,起义再次失败
      1910年11月3日,与孙中山等在南洋槟榔屿(马来西亚)集会,决定在广州再举行起义,与清军决一死战。
      宣统三年三月(1911年4月23日),黄兴和赵声在广州发动黄花岗起义。他率敢死队百余人,攻入两广总督衙门,发现总督张鸣歧已逃跑。此次起义多人牺牲,事后收硷殉难者遗体,有72具,史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黄兴指挥队伍杀敌,战至最终只剩他一人。右手负伤,断两指,逃到广州的河南女同志徐宗汉家,由她护送至香港就医。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10月28日,黄兴由上海到达汉口,任中华民国军政府战时总司令,指挥民军同清军的战斗。在汉口、汉阳苦战20余日后,民军退至武昌;此时,黄兴认为应转攻南京,遭当地革命党人反对,乃辞职去上海。黄兴于12月赶往南京指挥战事,并于12月2日一举攻下南京城。在上海、苏州、杭州等地相继光复后,12月4日,宋教仁、陈其美等却召集留在上海的各省代表在上海江苏省教育总会举行会议大会以投票的方式,议决公电孙中山归国主持大政,推举黄兴为暂定大元帅,并主持南北议和的谈判。黄兴对大元帅一再推让,后改推举黎元洪为大元帅、黄兴为副元帅,黄兴仍一再推让。
      1911年11月3日,湖北军政府在武昌阅马场用木料搭台举行拜将仪式,黎元洪向黄兴授战时总司令印、旗和剑。今天拜将台遗址被公布为湖北省文物。
      与孙中山相比,黄兴本来就中过秀才,又是两湖书院的高才生,在留学日本之前,即已“字习东坡,文宗韩柳”,旧学的根基不浅,使同时代的读书人更容易接受他。在1905年之前,孙、黄没有任何联系,因为黄兴创立华兴会,独立领导了两湖的革命。随后,黄兴的许多朋友、同志都成了留日学生,并先后成了同盟会的领导和骨干,如宋教仁、陈天华、刘揆一等。光复会领袖(如李燮和原来就是华兴会员)多与他更为接近,辛亥之后立宪派的要员也与他的关系融洽、密切。尤为重要的是,黄兴几乎直接指挥、领导了大部分的武装反抗行动,与军界的关系更为紧密。虽然世人都说黄兴是“常败将军”,但黄兴虽败犹荣。正是他在汉口、汉阳苦战整整一个月,才为各地独立赢得了时间。汉阳兵败之时,他一面引咎辞职,一面准备与汉阳共存亡。李书城等则力劝:“军家胜负无常,今二十余省之响应而独立者,已三分有二,必能指日推倒满清,建立民国。故汉阳城暂时之得失,似已无足深忧。而公之一身,则关系大局,较汉阳尤重,万望留以有待。”强拉着他退出汉阳,“当江轮渡至中流时,公目睹汉阳城,忽急走船舷,纵身投水,若非副官长曾昭文与揆一追随左右,合力抱持之”,后果不堪设想。黄兴只是一介书生,对军事并非专业,但自华兴会计划在湖南起事,他即自任总指挥,武昌起义后做战时总司令,南京临时政府时为陆军总长,随后还做南京留守。当时确实没有比他更合适的人选担当这样的重要职务。黄兴之所以取得这样的地位,固然是因为每次起义他都亲自策划,身临前敌,冲锋陷阵,表现得异常的勇敢,但另外还有一个世人不太清楚的原因,即他是同盟会主持日常工作的庶务干事。当时在日本留学的陆军士官生至少有九十三人加入同盟会,包括李根源、李烈钧、程潜、李书城、赵恒惕、黄郛、尹昌衡、温寿全、仇亮、陈之骥、王孝缜、袁华选等。后来在各省响应武昌起义的正是以这批人为主。李书诚回忆说:“黄先生以为陆军学生须在回国后掌握兵权,不可暴露革命的真面目。因此,他嘱陆军学生中的‘同盟会’会员,不到‘同盟会’总部往来,陆军学生的入党证也由黄先生一人独自保管。并商议由陆军同学在‘同盟会’会员中选择一批坚贞可靠的同志另组一个团体,名曰‘丈夫团’,以孟子所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作为团员应具的品德。”黄兴还鼓励有家产的人出资捐官,这样获得兵权的机会就更大更快些。武昌起事后,各地纷起响应,做了都督、军、师、旅、团长的人中,“多属‘丈夫团’的同志,都是黄先生所熟知的人。因此革命军人与黄先生有特别深厚的感情,他在革命军人中具有极高的威信”。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他初被推举为临时大总统,但并未接受,而是推举即将回国的孙中山。黄兴任陆军总长兼任参谋本部总长。袁世凯接任临时大总统之后,临时政府北迁,黄兴任南京留守,主持整编南方各军。后因没有经费,军队哗变,乃取消留守,退居上海。同年8月,同盟会等组织改组为国民党,黄兴任理事。
       1913年3月,袁世凯派人暗杀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宋案”发生后,孙、黄之间确实有了分歧。孙中山后来回忆说,宋教仁死后第五天,他和黄兴等人一起讨论对策。黄兴说:“民国已经成立,法律非无效力,对此问题,宜持以冷静态度,而待正当之解决。”黄兴认为国民党内掌握兵权的人(如广东陈炯明,湖南谭延闿,南京第八师的师旅长陈之骥、陈裕时、王孝缜、黄恺元等)都不肯此时出兵讨袁,“论交深在十年前”的蔡锷更是反对动兵,仅凭他们几个赤手空拳的人是不济事的,所以主张暂时不谈武力解决,而采取法律手段,要求赵秉钧到庭受审。此时,上海法庭已向堂堂国务总理发出传票。但是,黄兴认为,当时国人还没有认清袁世凯的真面目,以为反袁是国民党人的政治偏见,如果通过法律解决的办法把袁氏授意谋杀宋教仁的真相暴露出来,使国人转变对袁的看法,打破幻想,激起公愤,就会形成反袁的舆论。从袁指使所谓北京破获暗杀机关,并通知上海法庭传黄兴到案来看,他们是恐慌的,而且欲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于是,黄兴身正不怕影斜,便毅然向上海法庭报到。7月,孙中山兴师讨袁,二次革命爆发。7月14日,黄兴由上海至南京,次日强迫江苏都督程德全宣布独立,并被推为江苏讨袁军总司令。9月,南京被北洋军攻陷。不久讨袁运动失败,黄兴再次逃往日本。
       1914年6月,孙中山在日本计划将国民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黄兴与孙中山意见不合,不赞成重新组党并且拒绝加入。他于7月乘船离开日本赴美国考察,宣传反袁思想。然而对于“宋案”,孙中山还是主张用兵,一面派人到各地联络军人,一面派陈英士、戴天仇与黄兴辩论,结果,不欢而散。论私交,黄、宋更接近,他之所以持谨慎态度,是深知南方武力不足以抗衡袁氏,与袁世凯论法律虽然迂阔,但在当时仍不失为一条途径。最后箭在弦上不得不发,黄兴万般无奈,仓促上路,亲往南京,要求孙中山在义旗初举时不要前往,等创下一个局面再去主持大局。因此,孙中山等此后一直责怪黄兴不死守南京,“贸然一走,三军无主”,才导致失败,否则以南京“帝王之都,龙蟠虎踞”,如果“效死以守”,大江以北决不会“闻风瓦解”。往后,孙黄针对讨袁的方式再次有分歧,孙中山认为应该武装反抗,而黄兴认为应该寻求司法,走和平路线。孙中山把这次失败原因归结于党员不听话,特别是黄兴不听话,要另组秘密的中华革命党,以服从他为第一要旨。最后黄兴并未加入孙中山当年7月所成立的中华革命党,而离开日本前往美国。在旧金山时他接到一些拥护者的来信,希望他另行组党。黄兴回曰:“领袖惟有孙中山,其他不知也!” 正是黄兴极力维护孙中山的领袖地位,处处为他设想,孙才顺利地当选为临时大总统。胡汉民说,章太炎曾倡言“若举总统,以功则黄兴,以才则宋教仁,以德则汪精卫。同志多病其妄。然终以党人故,克强不敢夺首领之地位,遁初始欲戴为总统,己为总理,至是亦不得不服从党议,然仍主张内阁制”。所谓黄兴“夺首领之地位”这一说法其实是没有依据的,在孙中山回国之前黄兴拒绝任何职务、等待孙的回来是事实。在辛亥之际的历史转型中,黄兴是孙中山的最佳配角,他是一个具有强烈配角意识的历史人物,从未想要取代孙中山。虽然他有这样的机会,也有这样的威望与实力。但他的能力、人品、见识抑或有局限,却有口皆碑。胡汉民评价他“雄健不可一世,而处世接物,则虚衷缜密……事无大小,辄曰‘慢慢细细’”。而“慢慢细细”是长沙的口语,其中有从容不迫之姿。周震麟说他“光明磊落,敝屣权势”,“是一个爱国血性男儿,平居沉默寡言,治学行事,脚踏实地,对待同志,披肝沥胆,因而能够得到一般同志的衷心爱戴”。章士钊自称弱冠以来交友遍天下,最易交的朋友就是黄兴,在“无争”之外,“一切任劳怨而不辞”,所以断定:“人若以克强不服中山相齿奇龁者,克强有灵,必且惶恐退避,而不作一语,使言者在克强之前,化为渺小无物,不知所裁。”少年时代在万人空巷时见过黄兴的王世杰晚年在日记中说起黄兴,仍对其“忠勇谦和”倾慕不已。袁世凯在亲信面前曾自信地评比孙中山、黄兴:“孙氏志气高尚,见解亦超卓,但非实行家,徒居发起人之列而已。黄氏性质直,果于行事,然不免胆小识短,易受小人之欺”。
       1916年6月,因孙中山、蔡锷多次电催,黄兴于是由美国赶往日本,为国内反袁斗争筹款购买军械。当月袁世凯忧愤而死。7月4日,黄兴从日本返回上海。
       1916年10月31日,由于黄兴长期为革命事业而奔波奋斗,积劳成疾,最终因食道/胃静脉屈张破裂出血(肝门静脉高压所致;根据其死前多次大量吐血以及肝肿大所推测,为肝硬化常见之并发症)在上海去世,时年仅42岁。孙中山闻讯后悲痛欲绝,第二天即发函海内外哀告黄兴逝世的消息,过去讣告多由死者亲属发布,而黄兴逝世的讣告则由孙中山单独署名发布并亲自主持治丧活动。章太炎很敬重黄兴(据说章太炎的外号“章疯子”乃出自于盛怒中的黄兴之口),曾愿拥戴黄兴为同盟会领袖。在黄兴的追悼会上,章太炎送的挽联写道:“无公乃无民国,有史必有斯人。”黄兴逝世时,在日本疗病的蔡锷万分悲伤,写下挽联:“以勇健开国,而宁静持身,贯彻实行,是能创作一生者;曾送我海上,忽哭君天涯,惊起挥泪,难为卧病九州人。”不久蔡锷也因病逝世。
       1917年4月15日,在蔡锷国葬岳麓山之后3天,黄兴也国葬在岳麓山云麓峰下小月亮坪,并修有黄兴墓庐。
       1918年10月,在日本横滨市鹤见区的日本着名寺院“总持寺”内的”手枕坂”边上的山岗上,立有一相当高大的 “黄君克强之碑”。具体当时的立碑事宜不明。碑文由日本元首相犬养毅手书。虽经88年岁月碑体碑文相当完好。
       1934年,长沙把最繁华的街道南正街改名黄兴路。在武汉、上海、等城市也有黄兴路。在台湾台北市士林区和高雄市三民区也有克强路之路名。

       一般认为,孙中山是思想家、先行者,黄兴是实干家。许多重要的革命活动由黄兴所发动并亲自参与。他出生入死多回,最终积劳成疾而中年逝世,是推翻清朝统治、开创民国的元勋。虽然与孙中山有所分歧,但并未夺权而是甘心居次席,鼎力相助之。在一位法国人眼里,“中等身材,外表刚毅倔强,宽肩膀,体格强健有力,面貌丰腴,蓄黑髭”的黄兴乃是“中国革命之拿破仑”。由于他的派系人马在北伐后备受忽略,其生前的重大贡献、理念和计划也长期被搁置。直到1990年代,海峡两岸才开始重新重视黄兴的功业。


     

 

黄兴其人——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之三 - 老孔 - 儒家之后

 同盟会部分成员照

黄兴其人——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之三 - 老孔 - 儒家之后

 这是现存唯一一张同盟会会员证(由同盟会会员李湛之子捐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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